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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总理关心父亲程潜的故事
作者:56届同学:程瑜 文章来源:本站原创 点击数: 更新时间:2012-8-30 22:30:42


  1956年夏从新北京十一小学毕业后,我考入在北京女一中上初中。不久,被选为少先队的代表,到首都机场给来华访问的尼泊尔首相献花,周总理亲自到机场迎接贵宾,我第一次见到周总理。给尼泊尔首相献花时,我是主献,第二天“人民日报”的头版头条,刊登了尼泊尔首相、周总理和我这个献花女孩的相片,占了半个版面。后来印尼的苏加诺总统也来华访问,欢迎仪式更为隆重,从机场至市内,有几十万群众夹道欢迎。那一天,同班同学刘允丽也去献花了,此前我根本不知道她就是刘少奇的女儿。周总理见到她就招呼说:“涛儿,你来了。”我在旁边很冒失的插了一句话:“周伯伯,我爹爹认识您。”总理就问道:“你爸;是谁呀?”我答到:“是程潜,他今天也来了”。周总理马上说:“你是程颂公的女儿,你和涛儿认识?”刘允丽说:“我们是同班同学。”周总理当时很忙,我们不能再和他多讲话了。事后我问刘允丽,怎么周总理会认识她,她才告诉我她是刘少奇的女儿,住在中南海里面,因此能常常见到周总理。

  正巧苏加诺总统的访问赶上了节目庆典。晚上天安门广场和天安门城楼上举办了盛大的庆祝活动,十多万群众在天安门广场载歌载舞欢庆节日,几乎所有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国家元首一级的外宾都登上了天安门城楼,父亲也带着我们全家一起登上天安门城楼。在天安门城楼的过道里我又一次巧遇周总理,他指着我对苏加诺总统说:“她就是在机场为你们献花的儿童。”苏加诺总统很高兴地和我握手。我也从容地向周总理和苏加诺总统问好。那一年我十二岁,在我幼小的心灵里深深的钦佩周总理见人过目不忘的本领。

  1957年夏日的一天,我正在院子里为向日葵除去多余的叶子、烈日晒的我汗流满面,脸上和双手沾满灰土。忽然发现从前院通往中院的大门里,走出来一位身着夏装,面容熟悉的长者,定睛一看,我不觉脱口大喊了一声:“周总理!”周总理已经向我站立的地方走来,我连忙将手中的叶子一丢,向前迎去,这太突然了,我心想:“怎么办?去洗手肯定来不及了”正在发怔时,周总理已经走到我的面前,向我伸出手来,我只得把手在裤子上擦了两下,一面和总理握手,一面叫:“周伯伯好!”总理在回答了“你好!”之后,转身匆匆向客厅走去。父亲已经在那里恭候周总理的到来。我则留在院子里,没有跟过去。周总理亲自到家里来,又没有带任何随从,那一定是有极为重要的事情与父亲交谈。我们家里早有不成文的规矩:长者谈话,不得随便去听。他们在谈话时,如果准许我们在场,那也不允许插话、问话。那一天,他们谈话结束后,周总理就在院子里接见了我的母亲和几个孩子。总理亲切地问了我们每一个人的名字,临行时还叮嘱我母亲要好好照顾父亲的身体,然后才和我们一一握手告别。父亲和周总理并无私交,但他常常赞扬周总理的能力,并为新中国能有这样一位杰出的领导人由衷地高兴,至于那一天他们之间到底说了些什么话,父亲事后只字未提,就连杨秘书都没有在场。杨秘书曾对我讲过:党内的统一战线工作是有分工的,毛主席专门负责我父亲、章世钊等人。周总理一般是不会轻易到来的,除非是有非常重大的事情发生。那一年我才十三岁,根本不懂政治。回首往事,使我联想到一九五七年的反右派斗争是多么的惊天动地啊!

  记得在总理离开后,我曾使劲地埋怨杨秘书和警卫秘书,为什么不早一点告诉我周总理会来,搞得我那副狼狈的样子见总理,显得十分不礼貌。他们解释说:这是组织纪律,为了安全,不可以事前告诉任何人的。他们说得有道理,我也就心平气和了。

  以后我又多次在怀仁堂、人民大会堂的三楼小礼堂见到周总理。记得有一次在怀仁堂里观看话剧“年青的一代”,周总理是下半场才来的。周总理每天国事繁忙日理万机,能看看话剧也是一种休息。我见他悄悄地走进预先留出的前五、六排的一个空座,聚精会神地看了起来,我正巧坐在后两排处,可以很清楚地看到周总理,只见他不时和我们一样开怀大笑。另一次是在人民大会堂三楼小礼堂,观看中央实验话剧院演出的“文成公主”,由郑振瑶女士主演文成公主。在演出中场十分钟休息时,周总理和大会堂的服务员们一一握手,谈笑风生,非常平易近人。
文化大革命期间,我正在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英语系上学。周总理曾两次亲临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了解情况,周总理很重视视查研究,到“二外”的头一件事就是浏览了全院张贴的大字报,继而又亲自参加了学院召开的辩论大会。他坐在台下,极有耐心地倾听两派的辩论。等大家都发完言,他才从容地走上台,对全院师生做了讲话。他首先向“二外”院的革命师生们问好,并对师生们的革命热情积极支持。但是周总理一再希望师生们在辩论时摆事实、讲道理,决不能一上来就把对方一棍子打死,不给对方讲话的机会,周总理还提到了要允许别人犯错误,在说起党内路线斗争时,他说自己也犯过错误,比如五十年代中期,他和陈云同志曾经提出过“反冒进”,而毛主席提出“反”反冒进。为此,他曾做过自我批评。我不知是否其他师生听懂总理的讲话,而我当时因对党内历史上的斗争不知情,听得一头雾水,周总理一再强调:一定要紧跟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要不断学习、活到老、学到老,讲完话后,总理提议全体合唱“大海航行靠舵手”这首歌曲,由他亲自指挥,全院师生激情高唱:“大海航行靠舵手,万物笔长靠太阳,雨露滋润禾苗壮,干革命靠的是毛泽东思想。……”

  中午吃饭时,我终于有机会挤到了周总理身边,和他同桌吃饭。他问到每一个同桌学生的名字。当我说我叫程瑜时,他便认出了我说道:“你不是程颂公的女儿吗!你在哪一个系学习?”我回答说:“在英语系。”总理还询问了父亲的身体情况,并让我转达他的问候,然后,他一边吃饭,一边和同学们聊天。有同学提到了出身问题,总理就很自然的谈到自己的出身,他说:“说起出身,那是个很复杂的问题,因为有时不是一、两句话可以讲得清楚的。一个人的出身自己无法选择,但是一定要重在表现。周总理举了孙夫人宋庆龄先生的例子,说她是宋家的革命金凤凰。

  那一天食堂吃的什么菜已经记不清楚,只记得我们学生吃什么,总理就吃什么,只有一个菜就馒头。厨房的大师傅们谁也没有想到周总理会留下来和学生们一起吃饭,所以来不及为总理另外加菜,只好临时做了一碗西红柿鸡蛋汤,由一位师傅端上来放在总理面前。没想到总理特别细心,他看到全桌只有一碗汤,我们都没有,就坚持不喝那碗汤。但是为了感谢大师傅们的心意,他亲自到大厨房看望师傅们,并和所有的大师傅们一一握手,向他们致谢。大家都很感动,有的女师傅还激动得流了眼泪。有谁会想到一碗不起眼的汤会把周总理引进了厨房。为了纪念周总理对“二外”的关怀,如今的校园里专门修建了一座总理的半身塑像,使后来的学生们能够永远铭记历史的那一刻。

  一九六六年八月十八日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检阅和接见了红卫兵少将,父亲那一天也去了。在天安门城楼的中央大厅的休息室里,父亲生前最后一次和毛主席进行了面对面的谈话。由于他对毛主席发动的这一次运动心存疑惧,所以他开门见山地问毛主席:为什么要发动这么一场运动?主席的回答很简单:中国出了修正主义,苏联就是教训。一定要防修,反修。毛主席在赞扬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期革命志士视死如归英雄气概的同时还批评一些共产党人还不如父亲那一辈的人,勇于抛头颅、洒热血。他们的对话我没有亲耳听到,但是父亲在饭桌上讲起了他在天安门城楼与毛主席讲话的内容。他还说起,毛主席还问他是不是有一个女儿在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上学,并说是周总理告诉他的,我对父亲讲了周总理到学院参加辩论会还和我们同桌吃饭并让我问候他的事情。我不愿意对父亲讲外面天下大乱的事,他都84岁了,知道多了只会添烦恼。但我又不由得敬佩周总理的心细如发,他那时是外事、国事一把抓,日理万要机,事无巨细都需过问。中国的大管家真是不好当啊!


 
1966年8月18日毛主席接见红卫兵后在天安门留影

  9月的一天,我南下串联返回家中,吃惊的发现父亲已不在家里,母亲对我说:父亲已经被周总理派来的联络员接到301医院保护起来了。9月1日那一天,国务院来了一位同志要把父亲接走,母亲心存狐疑,只得叫司机赵德财来,看他是否知道来人,在证实了来人身份后,母亲才放下心来。来人对母亲说:是周总理交待他的,接人时必须很秘密,如果父亲有别名的话,可以在住院期间用别名。听了母亲的叙述后,我禁不住在心里想:天啊!怎么跟搞地下工作一样,这是怎么回事嘛?不久后我得知了事情的原委:1966年8月29日晚上,北大红卫兵抄了章世钊先生的家,章老忍无可忍,当晚就提笔写信给毛主席,8月30日晨,章家的人亲自闯关把信递进了中南海。毛主席接信后于9月1日给章老写了回信,并将章老的信转呈周总理,毛主席在信上批示:“送总理酌处,应当予以保护。”总理不仅对章老的安全立即采取了措施,还乘着毛主席作此批示之际,亲自拟定了一批应受保护的民主人士名单,其中有:宋庆龄、郭沫若、章士钊、程潜、何香凝、傅作义、张治中、邵力子、蒋光鼎、蔡廷锴、沙千里、张奚若。使这些民主人士得以安全度过,“文革”初期的打砸、擒、抄家运动。否则还不知会闹出什么乱子来。父亲出院后,周总理还派了两名便衣警察来家里加强保安工作。

  最后一次见到周总理已经是在父亲去世之后了。事情的原委是这样的,父亲于68年4月9日凌晨在京辞世,我们全家陷入极度悲伤和彷徨。父亲死得不是时候,全国各省、自治区正在纷纷成立革命委员会,4月10日的两报发表了标题为“芙蓉国里尽朝晖”的社论,庆祝湖南省革命委员会成立。而父亲去世时还兼着当了14年之久的湖南省长。湖南当时在深挖三条黑线。我们湖南的家早就被查抄得一干二净。父亲走了,家里顿失顶梁柱。我们的母亲虽然仅年近50,但她与父亲已长相守了三十年,经历了抗战时期的离乱,和平起义时期的分离,是见过大世面的人,她很镇定,对我们说:不要慌、中央、政府一定会派人来的,我们必须先把给毛主席和周总理的信写好,准备好。让他们知道你们的父亲是坦诚报国的。我和程熙分头准备,决定给毛主席的信就用父亲最后组诗中的一首诗:“历世悠长阅世深,婆娑尘宇渡光阴。志不要名勇拂绩,坦怀报国表真忱。”送呈。

  我们将父亲的亲笔手稿装入了信封,信封上书写了毛泽东主席亲启的字样。另一封送交周总理的信,内容是说明五十年代初期,母亲接受了党组织的劝导一直在家陪伴照顾家父和六名女儿,父亲一去世,我们全家将失去经济来源。希望国家能照顾我们这个家庭,最后希望周总理千万珍重身体。

  等待是度日如年的,谁都不知道党中央会给父亲什么评价,在四月十二日,民革中央为先父举行了追悼会,只有民革中央副主席熊克武及民革的卢汉、刘雯、朱蕴山、翁文等以及李宗红、章士钊和我们家属。后来听说就是如此简单的追悼会都是总理拍板才敢开的。周总理听汇报时很震惊,说道:“程颂公对国家是有过重要贡献的人,当然要开追悼会。”

  父亲去世后,母亲收到唯一的信件是何香凝先生让人亲自送来的一封亲笔信,信文虽短,但情深意重。原信如下:

  程潜夫人:

  听闻程潜付委员长不幸病逝,至深哀悼。函望节哀顺变,珍重健康。
                                       
              何香凝
                                 
          
 一九六八年四月十日

何香凝的亲笔信


  何香老的话一字千钧重,我们对她深怀敬意。

  四月十三日晚,通知有中央领导人要到家里来慰问。是夜,宽街2号的中门大开,我们全家人都站中院迎接。走在最前面的是毛的夫人江青,她头戴军帽,身着披风,十分威风地走在周总理、康生、谢富浩的前面。为了谈话方便,母亲和程元把他们一行请进了小客厅。入座后,江青先声夺人,她说道:“我们刚刚开过会,是从毛主席那里来的,主席让我代表他和林副主席向你们家属致意,表示哀悼、慰问。”周总理接口说:“颂公是对国家有过重大贡献的人,主席和我们对他的去世,深表哀悼。你们要节哀。”话锋一转,周总理指着江青说:“江青同志是我党杰出的女同志,三十年代就写过进步文章,主席和林副主席很忙,让我们代表他们到家里慰问。”说完话,周总理马上把国管局的军代表丁红同志叫了进来,指一指我的母亲和一家人,对他说道:“以后程颂公家属的安置工作就交给你了。”此时,程熙把给毛主席的信交给了江青,请她呈交主席,母亲则将给周总理的信亲手交给他本人。我的母亲在对党和毛主席、江青和总理等人表示感激之后,突然鼓足了勇气向周总理问了一句埋在心里的话:“总理,程潜究竟算是什么人?我家到底算什么成分?”当时,我们都紧张,不知总理会如何回答。屋子里鸦雀无声,我们都屏住了呼吸。周总理满怀深情,坚定地说:“程颂公当然应该是革命干部嘛!他与共产党合作那么多年,抗日功勋卓著,湖南和平起义,名声昭著,这些党和毛主席也都是很了解的。颂公还荣获了一级解放勋章。解放后,他身负要职,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你们家庭当然是革命家庭嘛!”听到这一番话,母亲和我们都感到如释重员,轻松地呼了口气。周总理简短的话把压在我们子女头上的重负顿时解脱。他那实事求是、平和待人的民主作风使人感动。

  关于父亲的安葬,周总理非常尊重和细心。因为毛主席于五十年代时,曾在中南海紫光阁提出移风易俗,改土葬为火葬的倡议,毛主席带头签了名。我父亲是不想火葬的,他没有签名。为此,总理几次派人询问母亲,是否要土葬。我母亲深明大义,不希望因父亲的安葬问题给身处艰难境地的总理再添麻烦。在母亲的坚持下,父亲最后是火葬的,这虽然违背了父亲的初衷,但那是时代的必然结局。

  仅管周总理对我们家属说了安慰的话,但四月十四日“人民日报”只在第二版登了新华社的一则简讯“程潜副委员长在京逝世,周恩来,康生、江青、谢富治同志前往程潜副委员长家中表示悼念。”湖南和平起义一事只字末提,国民党那边骂程潜晚节不坚可以理解,而共产党当时在极左年代的做法实在令人寒心。

  父亲去世后还不到一个月,五一劳动节刚刚过去,我就被北京第二外语学院的红卫兵关起来了,红卫兵还到家里抄走我的日记之类的东西。母亲很着急,父亲刚去世,我又出了事。只好托人向周总理求助。很幸运,周总理在得知我被关“牛棚”后,派了一名联络员去了“二外院”。他向红卫兵组织转达了周总理的几点要求:一、不得打骂、休罚;二、程潜先生是毛主席的朋友,统战对象,他的夫人刚刚失去丈夫,正在悲痛之中,所以要早点让她的女儿回家;三、即使程瑜的问题严重,也要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前两条红卫兵做到了,但是第三条他们没有做到,我的言论(信件、日记),在他们看来就是现行反革命罪。在开了批斗会后,我被送进了群众专政小姐。每天要在校内的一张毛主席在北戴河海滨的大幅照片前早晚请一次罪,还需参加劳动改造,如打扫厕所、修游泳池,在校内做各种小工。在定罪后,我每周日可以回家一天。

  不久,我家搬到灵通观一座九层楼的第七层,不记得过了多久,周总理特地让王海蓉来看望母亲。海蓉回去汇报后,总理连说:“这怎么行,程夫人住在七层太高了,不方便。立即找国管局重新看房了,最好选在一层。”在周总理的又一次亲自关怀下,我们家从建外灵通观七楼搬到了红霞公寓的一层。不仅如此,周总理还特别安排了五位民主人士的夫人成为全国政协委员,其中有我的母亲郭翼青、傅作义夫人刘芸生、蔡廷锴夫人罗西欧、蒋光鼎澎湃。周总理已经辞世三十六年了。纵观中外历史,还没有任何一位宰相、总理可以望其项背。无论人们今天有什么新的观点和看法。我都想说:周总理是人民的好总理、好管家。总理遗嘱撒骨灰,证明了他是一个彻底的唯物主义者,虽然周总理没有墓地,没有纪念碑,但是老百姓有口碑,他永远活在中国人民和世界上许多国家人民的心里。

  程潜(1882—1968)是与毛泽东等共产党人有着非同寻常关系的国民党元老。18岁的毛泽东曾是他麾下的新兵,因此他一直被毛泽东尊为“老上级、”老领导“;他早年参加辛亥革命,北伐战争中他和林伯渠领导的国民革命军第六军占领南京;抗日战争中他统辖长江以北五个战区的对日作战,与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游击战相互支持;解放战争中他作为长沙的绥靖公署主任,成为湖南起义的主要功臣。
新中国成立后,他成为湖南第一任省长,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全国人大副委员长。他参加第一次全国政协会议,毛泽东亲往车站迎接;毛泽东还曾经邀请他一起游中南海,并亲自为他划船荡桨。

  程潜性格直率坚毅,办事认真,心口如一,不苟言笑,

  刚正不阿,世人以“儒将”视之。

  1968年4月9日,程潜病逝终年86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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