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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辈英名(16)火箭司令李福泽
作者:军魂 文章来源:本站原创 点击数: 更新时间:2014-3-11 1:14:45

  李福泽(1914—1996),山东省昌邑市人。1936年投身革命一九三七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抗日战争时期,任中共昌邑县委军事部部长,鲁东游击队参谋长,鲁南第一区队区队长,八路军山东纵队第八支队一团团长,第一旅一团团长,旅参谋长,鲁中军区第三师参谋长。

  解放战争时期,任鲁中军区警备第三旅旅长,东北民主联军第四纵队十一旅旅长,纵队参谋长,安东军区副司令员,第四纵队参谋长,第四野战军四十一师参谋长。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参谋长、副军长,中南军区司令部军训处处长、作战处处长,广州军区副参谋长兼作战处处长,训练基地副司令员、代司令员,国防科学技术委员会副主任兼基地司令员。
   
  1930年,一个在山东烟台大海边长大的16岁少年,只身一人,闯入京城的一家中学就读。5年后又南下上海,考取了上海大夏大学(后上海师范学院)经济专业。毕业时,这位从小就喜欢独立、勇于追求新生活的富家子弟,煞有其事地给家里发了一封电报,声称将“出国深造,急需经费”。老父亲听说儿子要出国留洋,大喜过望,立即给他汇去了一笔数目可观的款子。令那位老人没有料到的是,他的“宝贝”儿子钱一到手,便辗转去了其时的中共中央所在地----圣地延安。

  这个16岁就离开山东烟台老家,独自出来闯世界的农村少年,就是其后成为共和国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第二任司令员的李福泽将军。

  1

  李福泽,1914年生,山东烟台昌邑人。1936年参加上海救国学生联合会。1937年9月赴延安陕北公学学习。1937年11月,奉命回家乡组织抗日武装。1937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抗战期间,先后任中共昌邑县委军事部部长,鲁东游击队参谋长,鲁南第一区队区队长,八路军山东纵队第八支队一团团长,第一旅一团团长,旅参谋长。解放战争时期,先后任鲁中军区第三师参谋长,警备旅旅长,东北四纵队十一旅旅长,纵队参谋长,安东军区副司令员等职。1950年参加抗美援朝,同年10月回国后,相继担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某军参谋长、副军长,中南军区司令部军训处处长、作战处处长,广州军区副参谋长兼作战处处长。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荣获二级独立自由勋章和一级解放勋章。1988年7月被授予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

  2

 

  1958年,共和国第一个导弹发射基地----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组建时,被任命为该基地司令员的孙继先中将,招兵点将,第一个便点了时任广州军区副参谋长的李福泽。可他不去。这倒不是他怕戈壁艰苦,而是他从小在海边长大,对波涛汹涌的大海情有独钟。一直想指挥乘风破浪的战舰,而不想搞与天空打交道的导弹。因此,孙继先几次找他,他只表示谢意,就是不同意去。

  孙继先没办法,便找总政副主任肖华上将帮忙。肖华在东北时,曾与李福泽共事,彼此都很熟悉,而且又是上级。但当肖华要李福泽去西北时,李福泽还是坚持不去。不但不去,他反而还跑去找总政主任谭政大将,要他帮着说情。希望中央军委能让他继续与大海上的战舰同呼吸、共命运。但中央自有中央的考虑,并不以下面某一指挥员的个人志趣为转移。所以,仅管这位李福泽四处游说,要调他去他任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副当司令员的命令还是很快地下来了。令人匪夷所思的是,命令下达了5个月,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静候的司令员孙继先,却依然见不到这位副司令的身影。

  肖华得知这一情况后“大动肝火”,好你个李福泽,作为一名革命军人,怎敢如此大胆地违抗军令?!为了对对中央负责,也是出于老同志的关心,这位总政上将副主任亲自飞往广州,一下飞机就冲着闻讯前来迎接的李福泽严肃地说:“命令已经下了5个月了,你怎么还赖着不走?不行,明天就跟我上飞机去酒泉报到!”
  事情闹到这个地步,这位一心想在大海上与战舰打交道的李福泽,自然便只有乖乖去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当副司令的份了。

  3

  这位李福泽毕竟是一位老军人,是久经战火考验的我军少将指挥员,虽然自已一直不想离开大海,但一到了发射场,他就安下心来,把全部精力都用在共和国的导弹事业上。在茫茫大漠上迎风斗沙、铺设专线铁路、进行基地的基本建设、组建基地的发射队伍、进行技术练兵、严格保密纪律,他处处以身做则、身先士卒,很快便成了孙继先司令的一位得力助手。

  1960年11月5日,我国仿制的苏联“P-2”导弹,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首次发射取得圆满成功。标志着我国的第一个导弹发射基地----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已经胜利竣工,组织健全,指挥系统畅通、发射设施配套,发射队伍过硬,整个基地已正式投入使用了。

  1962年,孙继先司令员调离戈壁,李福泽出任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第二任司令员。

  从副职到正职,是一次重要的角色转换。需要学习,需要适应,要有一个学习和适应的过程。可这个过程刚开始不久,他就被其时兼任国防部五院院长的空军司令刘亚楼上将,召到了北京。五院和基地是上下级关系,刘亚楼是他的顶头上司。

  刘亚楼一见到他就火冐三丈:“你们部队把几十公里的沙枣林全毁了!这是什么部队?谁的部队?不会是马匪军吧?”

  李福泽一听就知道出事了。但他知道,越在这种时候越不能急。于是,他极力平静地对首长说:“不能吧?”

  “还不能呢。几十公里的沙枣林叶子都被你们的部队撸光了,当地政府都告到国务院了,”刘亚楼把放在案头的一份材料,一下子推到了部下的面前,厉声说,“你看看,这就是告状信!”

  李福泽看完告状信,仍然感到难以置信:“我们专门搞了宣传,戈壁滩上难有绿色,沙漠上长棵树比生个孩子还困难。我们部队不仅要种树,而且一定要保护好营区周围的树木。是不是搞错了?即使有这种事情,也不一定是我们基地部队干的。”

  “这可是白纸黑字写着哪,国务院都批了。”刘亚楼摇了摇头,苦笑地说,“你先不要推卸自己的责任好不好?先回去调查清楚,是谁干的,一定要严肃处理,并把处理结果报上来!”

  李福泽回去后,很快弄清楚了,事情确实是发生在基地的防区。

  他命令参谋:“去把那个团长叫来。”

  “报告司令,xx团团长xxx奉命赶到,请指示!”火速赶来司令部的团长,还以为有紧急任务呢。

  “混账!你们团毁了沙枣林?”李福泽怒斥道。

  “是。”团长低着头如实回答。

  “你不知道不能那么做?”

  “知道!”

  “你真有种!”性情豪爽的基地司令,训人时也忘不了,顺带着夸一句人家敢做敢当的那种劲头,但随之又责问道:“知道了还敢干?说,为什么?”

  “为了吃……”团长继续低着头实话实说。

  “好!你不光有种,还有能耐。沙枣叶子浑身是刺,就不怕扎死你!”山东汉子李福泽火气上攻,恨不得站起来踢他两脚。

  “沙枣叶子磨成粉,可以掺着粮食吃……”团长蹑懦着回答。

  一向把广大官兵视为亲兄弟的基地司令员李福泽,心里感到一阵难言的痛
  楚,声音也明显得变得温和而平缓: “你们团的粮食还够吃多少日子?”

  “只够吃十来天了,”见司令员己经消了气,团长慢慢地抬起头来,声音梗塞地说,“我们实在没办法才……”

  望着团长那红红的眼圈,李福泽长叹一声:“唉,你们吃沙枣叶子多久了?”
  “已经半个多月了……”团长的眼泪都快要涌出眼角了。

  看着面前的团长,想到基地的广大官兵,李福泽司令员的心都快要碎了。男儿有泪不轻弹,只是未到伤心处呀!他怕再这样问下去,自已会在下属面前讲出一些有失原则的话。便赶紧打住话头,对一直对着自已垂首而立的那位团长,极力平和地说了一句:“没事了,你回去吧。”

  团长怔在那里并没动。

  李福泽用低声命令:“向后转!跑步走!”

  那位团长走后,李福泽当即怀着沉重的心情,亲笔写下了一份检讨报告,说“不怪战士们,是我的工作没有做好。”当天晚上,他就又乘基地的飞机往北京飞去。

   将军轶事 
    
   1、塔山阻击战

   1948年10月,塔山成为敌我两军必争之地,谁夺得了塔山,谁就夺得了战役的主动权。李福泽当时是东北野战军4纵参谋长。

   李福泽在塔山阻击战前,精辟地分析了形势。他说:“从锦西到锦州外围,敌人留给我们的空间只有20公里,如果葫芦岛的敌人突破了阵地,一个急行军就可以奔到锦州。我军防守的正面,东西是12公里,东面是大海,西面是虹螺山,地形限制了敌人不可能从两翼包围迂回。我阵地防守的正面是锦西敌人占据的大小东山、影壁山,与我预设的阵地近处只有1公里,最远不过2公里。地形条件是敌人占领高处,我处在低洼地带,我们的阵地完全被控制在敌人炮火射程范围内。敌人在我们防守的正面能够展开兵力的地段只有8公里,地形条件使敌人不能展开更大的兵力。塔山背后都是小丘陵地带,属于中等起伏地。从锦西到锦州之间都无险可守,无要隘可资利用。地形也限制了我们在塔山只能采取攻势防御,可以预料到敌人能得到从海上的舰炮、空中航空兵的支持,加上地面优势兵力,三者会形成一个整体,以立体的战力向我攻击。总之,兵力上敌强我弱,装备上敌优我劣,地势上敌高我低,所以摆在我们面前的塔山阻击战将是空前激烈、空前残酷的较量,我们纵队在这里将要接受一次前所未有的严峻考验。”

   东北野战军4纵在塔山与敌人展开了一场举世罕见的血战,地堡打塌了,跑到战壕里打,战壕打平了,再转到弹坑里打,子弹打没了,就拼刺刀,拼石头。在塔山堡阵地,34团的一个连与敌“荣誉第8师”的一个团激战,打退敌人无数次进攻,当我军增援部队赶到时,全连仅剩下7人。
    
   2、面临饥荒

   20世纪60年代初,李福泽在北京见到空军司令员刘亚楼上将,他那时还兼任国防科委第五设计院院长,李福泽任司令员的东风导弹基地正归他管。

   刘亚楼指责李福泽的部队把戈壁滩的沙枣树林毁了几十公里。原来是部队将沙枣叶子磨成粉,可以掺着粮食吃。李福泽在办公室,自己提笔给上级写了一份检查报告,随后,李福泽向副总参谋长杨成武将军申请要粮食。

   周总理来到中央军委会议的会场上特地为火箭部队安排粮食。不到一个月,上级通知他们派人到北京来押运粮食。但专列停靠在一个荒凉的小站上加水时,遭几百名饥民蜂抢。

   李福泽最后面对艰难的抉择:“把剩下的粮食、干菜全都卸下来,分给当地老百姓!”“首长,这可是咱们部队的救命粮啊!”“执行命令!”说完,他挂断了电话。专列车厢打开了,剩余的粮菜分给了当地群众。若干年后,说起当时的决定,李福泽还是长叹一声,说:“那是很痛苦的一个决定啊!”

    
   3、与苏联援华专家

   1958年10月起,李福泽历任国防科委训练基地副司令员、代理司令员、国防科委副主任兼第20训练基地司令员。他在祖国的西北戈壁艰苦奋斗了十六个春秋,先后直接参与组织领导了一批导弹和卫星的发射等重大试验任务,为国防尖端科研试验部队的建设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先后直接参与组织领导了地——地、地——空、空——空导弹、导弹核武器、第一颗“东方红一号”人造卫星的发射等重大试验任务。

   李鸣生所著文章说:李福泽负责分管苏联专家的接待工作。因此,每当周末或者平常碰上机遇,他总是提着酒瓶,捧着花生米,找苏联专家一起喝酒。等对方喝得迷迷糊糊了,人称“醉不倒”的他便开始向苏联专家问这问那,一一“请教”,问的问题全与导弹和导弹发射有关。这时候,迷糊中的苏联专家总是有问就有答,而且回答问题比平时候慷慨大方,全面深透。于是,喝酒,居然成了他一大重要使命和特殊的工作内容。

   但对苏联专家们本人,李福泽又绝对是真诚的。为了在生活和精神两方面都照顾好他们,他可谓用心良苦,费尽脑汁——苏联专家不爱吃冷冻肉,偏爱吃新鲜的牛犊肉,他特意跑到总参谋长罗瑞卿那里,软磨硬缠,要了一架从战场上缴获的美国飞机,从兰州、西安、北京、广州、海南岛运货,每周往返一次,送到专家餐厅。

   苏联专家对中国饭菜不习惯,李福泽跑到北京市长家里,想从大饭店里要两名西餐厨师。当时,找个西餐厨师比找个干部还难。市长说:“北京还不够呢!”他又找到哈尔滨市委书记,凭着老战友的面子,硬是“抠”来了四名西餐厨师。

   苏联专家反映:戈壁滩文化生活太枯燥,没有电影、没有戏看,也没有舞会……他硬着头皮召集文工团的姑娘们紧急动员。姑娘们大喊大叫地反对,他耐心劝导:“这是政治任务!为了让苏联专家早日帮我们搞出火箭,你们就受点委屈吧!”
    
   4、倔强耿直的性格

   “文革”期间,李福泽白天要执行火箭卫星的发射任务,晚上还要与“革命群众”对话。一连四十多个晚上的折腾,李福泽始终不同意在基地搞“四大”(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警卫员也是紧张兮兮,整天枪不离身。警卫员们聊天时说:“他(她)要敢碰首长一下,我立刻把他(她)放倒。”基地搞“四大”的问题有人悄悄报告了中央,中央某领导同志对基地专门作了批示,“四大”不搞,可以用民主会的形式解决,干部可以参加民主会,排以上的干部和超期服役的战士也可以参加民主会。基地党委为这个指示是否传达讨论到半夜,一半人同意,一半人不同意。李福泽最后在会上说:“不管这是谁的指示,只要不利于部队管理,不利于卫星发射任务的执行,就是不能往下传达。即使你们全体同意,我也不传达。如果你们硬要往下传达,责任你们负,我明天就回北京!”说完,屁股一拍,几步走出了会场。

   还有一次,基地开党委会,李福泽走进会议室,看见毛泽东的女儿李敏也在座,板着脸说了一句:“不是党委委员的请出去。”

   李福泽有一句名言:“扯了龙袍是死,摔死太子也是个死,无所谓了”。

   1974年4月,李福泽回京治疗肝硬化,一下火车就被抓进通县的土监狱。尽管李福泽已经向军委备了案,最初的罪名还是“擅离职守”,批判他是“黑司令”、“西霸天”、漏网的“林彪分子”。在批判会上,人们高喊打倒李福泽,他高喊“打倒你们”。在监狱里,他一副衰老病态,没牙了,窝头只能用水泡了慢慢抿。吃不动菜,乞求小战士给做点豆腐。就这样,居然还敢当着儿子的面,抓起火筷子要打项目组的“革命干部”。

   李鸣生所著文章说:“文革”开始以来,李福泽对“四人帮”那套“左”的东西在心里一直很反感,并始终进行种种抵制,而且这种抵制因他的性格所致,常常无所顾忌,这样,倒霉便是早晚的事情了。70年代初,有人直接向江青写“效忠信”,告了他不少的“罪状”,不久他便接二连三地受到各种批判。
    
   5、绰号的由来

   凡是在原国防科委系统经过文化大革命的人,特别是在基地干过的人,都知道李福泽有个绰号——“西霸天”。那么,他的绰号是怎么得来的呢?第一种说法:“西霸天”第二种说法:是因为李福泽有一点霸道,特别是他出任司令员以后,好多事情他说了算,对他有意见的人就给他起外号。对此,他颇不以为然,他说:“军事主官嘛,就要敢负责任,不敢说,不敢管,说了不算,还当什么主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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