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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革命战争应聚焦底层士兵
作者:高戈里 文章来源:本站 点击数: 更新时间:2013-9-7 0:03:53


  因为采写反映改造国民党起义部队的长篇纪实文学《心路沧桑——从国民党60军到共产党50军》, 截止2007年3月,我先后采访116名原国民党官兵,其中士兵83人,由此,有了国共两军官兵关系之对比,其具体内容之一,是《国共两军抗战英雄之比较》 :
   
  在国民党军队,最高荣誉是授予“国光勋章”,其次为“青天白日勋章”。据统计,抗战期间有2人被授予“国光勋章”,有170人被授予“青天白日勋章”,在这172获勋者中,将官及省部级以上高官143人,占83.1%,尉官3人,军士2人,士兵为0。
   
  在共产党军队,最高荣誉是授予英模称号。据统计,抗战期间共有150名指战员被授予英模称号,其中连以下指战员146人,占97.3%,剩下的是营、团领导4人。除此之外,还授予30名民兵和3 名普通群众以英模称号。
   
  这个比较结果,意味深长。
   
  一、从淮海战役成败的根本原因说起
   
  对于我在《国共两军抗战英雄之比较》中坚持的草根立场,有人不以为然,辩称:战争是将领们指挥的,将领的主观能动性对战争起着决定的作用,你们共产党军队不也是这样吗?
   
  要论证草根大众在革命战争中的作用,需要理性的思辩,更需要历史事件的实证。而胜于雄辩最典型的史实,是淮海战役。
   
   在中国革命战争史上,淮海战役规模最大,歼敌最多,又是人民解放军两大野战军协同作战以60万的对决80万装备精良的国民党军队,战役谋划及作战指挥,甚至引起了斯大林的高度兴趣。毛泽东曾评价:“淮海战役,粟裕立了第一功!”
   
  然而,有两项决定淮海战役成败最根本的工作,其功劳,无论多么高明杰出的将帅都无法单独受领。这两项工作,在《粟裕战争回忆录》等许多军史著作中,都有浓墨重笔的记载。
   
  一项,是百万民工支前。
   
  据记载,淮海战役期间,华东、中原、冀鲁豫、华中四个解放区共出动民工543万人,征集担架20万副,大小车88万辆,挑子30万副,牲畜76万头,总共筹运粮食96000万斤,前方实际用粮43400万斤。在战役的第三阶段,参战兵力与后方支前民工的比例为1︰9,大大超过战役初期1︰3的概算。
   
  国民党第18军军长杨伯涛回忆,双堆集战斗结束后,他和第12兵团司令官黄维等被俘将领被押往后方途中——
   
  但见四面八方,熙熙攘攘,车水马龙,行人如织,呈现出千千万万的人民群众支援解放军作战的伟大场面。……我以前带着部队经过这些地方时,连一撮猪毛都没看见,现在怎么有了,真是怪事。通过村庄看见解放军和老百姓住在一起,像一家人那样亲切,有的在一堆聊天欢笑,有的围着一个锅台烧饭,有的同槽喂牲口,除了所穿的衣服,便衣与军装制式不同外,简直分不出军与民的界限。我们这些国民党将领,只有当了俘虏,才有机会看到这样的场面。在强烈的对照下,不能无动于衷,不能不正视铁的事实,承认共产党、解放军所在的地方,和国民党、国民党军队所在的地方,有两个世界的天壤之别。我当时就大为感慨:认为18军的最后败灭,非战之罪,应归咎与脱离人民群众,进而敌视人民群众,在人民群众的大海里淹没了。
   
  另一项,是“即俘即补即教即战”工作。
   
  淮海战役开始,粟裕指挥的华东野战军只有36.9万人,战役期间,华野伤亡10.5万人,占总兵力的28.4%。按照西方的步兵战“崩溃点理论”,当进攻部队伤亡达到33%时,部队将崩溃。可粟裕麾下的部队,非但没“崩溃”,反而连续作战,越战越勇,越打越强,到战役结束时,兵力竟然增至55.1万人。粟裕说,“这中间除整补了几个地方团外,补进的主要是解放战士”,个别济南战役的“解放战士”,到淮海战役结束时,仅仅三四个月,就当上了副排长。
   
  据时任华野4纵10师29团1营营长张志礼回忆,在围歼黄百韬兵团的碾庄战役期间,他和教导员汪涛带着全营打剩下的“十几个位骨干接收了本营和兄弟营刚抓来的二三百俘虏,很快又编足了一个营。这些解放战士来不及换衣服,必须立即投入战斗。……结果,他们打得真的很英勇,我们一鼓作气猛冲猛打,攻下了刘家河,为我们营争了光。”
   
  不难看出,研究中国革命战争史的视野,如果仅仅聚焦于运筹帷幄的统帅和将军,那么,很容易迷失于某些具体历史过程层出不穷的偶然性,甚至落入西方敌对势力“欲亡其族者,必先诬诋而灭其史”的意识形态陷阱,而一旦将视野拓展到占人口绝大多数的亿万民众,浩浩荡荡历史大潮的必然趋势,也就毋庸置疑地昭然于天下了。
   
  杨伯涛对战争成败的幡然醒悟,就在于他终于悟到了“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 这一毛泽东战争史观的经典结论!
   
  二、“即俘即补即教即战”缘何而生
   
  对于上述两项决定淮海战役成败最根本的工作,前一项,众所周知,得益于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运动;后一项“即俘即补即教即战”,这些年来却被主流媒体所淡化,并鲜为公众所知。
   
  虽然,“即俘即补即教即战”仅仅是我军战时基层政治工作丰富内容中的一小项,但其中反映基层指战员的历史作用,却有着独特的、反映人民战争本质的典型意义。
   
  笔者的母亲于恒嘉于济南战役60周年前夕,将她当年的战地笔记捐献给了济南战役纪念馆。在这本早已虫蛀了的笔记中,记录了华野13纵37师政委徐海珊(济南战役牺牲)和副政委丁钊等领导关于如何“边打边补充”俘虏兵的一整套工作部署,其核心内容是通过开展“诉苦运动”,提高俘虏兵的阶级觉悟。
   
  据记载,广大国民党士兵在旧社会、旧军队遭受残酷的阶级压迫骇人听闻:
   
  在经济上,军官 “吃空”(就是虚报士兵人数,以贪污空额的薪饷和粮代金)贪污司空见惯,克扣士兵的伙食更是“家常便饭”,有的军官甚至还要以“保管”、赌博等形式,勒索士兵的钱财。
   
  在人身权利上,国民党军队内部通行残酷的体罚、肉刑制度,军官对士兵,上级对下级,有随意打骂的权力,甚至可以草菅人命。
   
  地方军阀部队是这样,蒋介石的嫡系部队也不例外。以胡宗南第7兵团为例,据该部士兵揭发,一些军官虐待、残杀士兵达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
   
  其430团的副营长陈××当机一连连长时,士兵刘炎春开小差被抓回,陈××将刘炎春吊起来毒打,打死后,尸体扔到野外喂狗,再把死者的双耳割下来,悬挂在墙上,然后集合全连宣布:“你们看这是什么东西?以后谁再逃跑,就这样办!”
   
  其351团士兵岳全福揭发:他16岁时被保长抓了壮丁,村里与他同时被抓去当兵的有10人。这10人中,有2人被枪毙,有1人被打跌死崖下,还有1人因为解手没请假,被军官活活剥了皮!
   
  其473团副营长王××接新兵的时候,遇见几位病号走不动路了,就欺骗他们说:“谁走不动了,说一声,我放你们回家。”有4名士兵刚扭头往回走,被王××叫住,他让4名病号跪在四五丈高的崖边,抄起一根棍子,一棍子一个,全把他们打到沟底,然后,扬长而去。
   
  其158师军官邓××揭发,他当排长的时候,一次跟着迫击炮连连长到四川接新兵,亲眼看见这位连长杀死了20多名开小差的新兵。多是用铡刀铡死的,还有用“五马分尸”等办法杀死的。有一位新兵跑了,他带人到新兵家里去抓,没抓到,就放火把新兵家里的房子烧了。还有一次,没抓到逃兵,就下令让4名士兵抬起逃兵的家属放在火上烧,直到烧死。
   
  其349团2营排长石××要鸡奸一名士兵,被该士兵拒绝,石××竟弄来一根红萝卜往这个士兵的肛门里硬塞!
   
  据统计,在第144师的2 451名士兵中,母亲被强奸有107人,被霸占的有21人,被迫改嫁的有185人;妻子被强奸的有57人,被霸占的有53人,被迫改嫁的有93人;士兵被强奸、霸占的姐妹有159人,被强奸、霸占以及被迫改嫁的嫂嫂有175人;士兵的母亲、姐妹、嫂嫂被强奸、霸占以及被迫改嫁的,总计达850人。
   
  正是基于这残酷的阶级压迫,解放战争期间数百万国民党官兵才能发自内心地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阶级教育”,于“诉苦运动”的历史瞬间,抛弃遗传千年的奴性,完成前所未有的人生启蒙和亘古难寻的灵魂裂变。而当一个个草根小民的灵魂裂变,在亿万劳苦大众中发生“链式反应”时,中国革命的成功,也就成了毋庸置疑的历史必然。
   
  三、“即俘即补即教即战”如何能成
   
  对于国民党军队内部残酷的阶级压迫,我在采访中曾问过从旧军队过来的老人:“这么残酷的压迫,你们怎么就能认了?”他们回答:“天下乌鸦一般黑,不认怎么办?再说,那个时候,我们没有觉悟,认命。”
   
  对自身权利茫然无知,对阶级压迫麻木顺从,这是国民党士兵在旧军队的基本生存状态。
   
  谁说中国革命是“救亡压倒启蒙”?让广大国民党士兵认识自身的权利并自觉为自身的解放而奋斗,这不是“启蒙”又是什么?
   
  父亲生前曾告诉过我,大战之前,华野13纵的团政委和团政治处主任通常都要举办党小组长培训班,培训内容很多,其中之一是如何消化、教育“解放战士”。
   
  “解放战士”,是中国共产党人在解放战争期间创建的词汇。本来,俘虏就是俘虏,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却明令各部队一律将俘虏兵改称“解放战士”,将俘虏军官改称“解放军官”,将战俘营称为“解放战士教导大队”或“解放军官教导团”。在中国人的传统观念里,“被俘”是一种耻辱,“解放”却是一种新生。一词之改,体现了对俘虏人格的尊重,更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对理想的孜孜追求。
   
  那时基层战时政治工作太出色了!
   
   父亲生前还告诉我:济南战役和淮海战役期间,战场上的俘虏兵随抓随补,补充到连队后,就在战壕里,由老同志领着开诉苦会,控诉旧社会,控诉旧军队。
   
  国民党军队的绝大多数士兵都有一肚子的苦水,一旦接受了“人与人应该是平等的”这样浅显的革命道理,有几人不痛恨人压迫人的旧制度,不痛恨随意打骂虐杀士兵的旧军队?有几人不向往“没有剥削没有压迫的新社会”?有几人不愿意投身让广大劳苦大众翻身解放的伟大革命?
   
  更让“解放战士”心悦诚服的是,在共产党的队伍里,有一整套以“士兵委员会”为重要标志的民主制度,让普通士兵监督干部,参与管理,当家作主;还有接连不断批判“个人主义”、“军阀主义”等等“非无产阶级思想”的各种形式的“整风运动”,严厉制约干部,使其在广大群众的监督下,不敢“自私自利”,不敢“脱离群众”。
   
  著名学者田力为先生从管理科学角度,将我军自井冈山时期建立起来的民主制度,称之为“扁平化管理”。 这种全新的管理形式,实现了对传统“科层制”管理体制的颠覆性改造——管理层的利益通过“官兵一致”被向下压缩,被管理层的权力通过一系列民主制度被提升。也正是在管理层与被管理层之间的权益和权力被“扁平化”过程中,从前当牛做马的士兵,才有了“做人”的真切感受,才有了发挥人之潜能的历史舞台。
   
  而当每一位基层指战员的积极性都调动了起来,超越统帅期待的战争奇迹也就呼之频出了。
   
  在抗美援朝第三次战役中,由国民党第60军成建制改编的志愿军第50军突破“联合国军”防线后,所属第149师446团2营和445团1营于1月3日晚,在汉城以北的一道谷地,经3小时激战,一举歼灭英军第29旅“皇家重坦克营” ,炸毁敌坦克和装甲车27辆、汽车3辆,缴获坦克4辆、装甲车3辆、汽车18辆、榴弹炮2门,毙、伤敌200余人,俘敌少校营长柯尼斯以下官兵227人。
   
  不料,战绩上报志司后,却几度受到质疑。在时任第50军报社摄影记者的胡宝玉等赴战地拍摄了被击毁的坦克照片后,彭德怀等志司首长迅即发来了联名的嘉奖电,并通报全军。
   
  这一仗,第149师两个步兵营打英军一个坦克营,全靠爆破筒和炸药包,爆破筒和炸药包用光了,就用手榴弹。战斗意志可见一斑。那一夜,“揭盖盖”的吼声在谷地此起彼伏,响彻云霄。
   
  在随后的第四次战役中,我军按照彭总“西顶东放”的部署,西线第一线只展开第50军和第38军之第112师,阻击敌主要进攻集团,掩护我军主力休整、补充、集结,并在东线实施战役反击。战役之初,志司首长曾预料第50军在汉江南岸顶不住,把第38军放在第50军侧后,准备随时加入战斗。然而,第50军于艰苦卓绝的条件下,顽强坚守汉江南北两岸50昼夜,硬是打得惊天地泣鬼神,感动了志愿军统帅彭德怀,获得了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领袖的交口赞誉。
   
  第四次战役结束后,第50军所属第447团荣获“白云山团”荣誉称号,在众多参战的志愿军团队里,经志愿军总部批准被授予荣誉称号的团级单位,惟此一家。更能展示我军政治工作神力的是,“白云山团”坚守白云山主峰的5连,两年多前,曾是长春起义部队惟一发生叛变的连队。
   
  当这支部队的起义将领陇耀之子陇涤湘先生闻知此事后,脱口就是一句:“共产党就这点,太神奇了,真的!”
   
  “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历史的真正动力。”我军伟大统帅毛泽东主席的历史观,在中国革命战争中,尤其是在我军强有力的基层政治工作中,体现得最充分。
   
  四、英雄史观掩盖了什么
   
  时下的思想界,否定中国革命的并非个别,就是在共产党内,一些职级不低的领导干部也认为,国民党也能救中国。
   
  2004年,我在一个偏僻的小镇上采访了一位原国民党军上校团长,虽然,他在解放初期的镇反运动中曾被判处死刑缓期执行,随后又在共产党的铁窗和劳改农场里度过了24载春秋,但是,当我问道“国民党能不能救中国”的时候,这位饱经风霜的耄耋老者毫不犹豫地回答:“国民党哪能救中国?国民党是悬吊在半空中的,没有基础,完全从个人利益出发,不像共产党扎根于人民群众之中。”老人甚至还给我宣讲了一番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密切联系群众”政治决议如何好的大道理。
   
  这种南辕北辙的历史观反差,由多种原因造成,其中之一,我们可以在前些年热播并被捧为“主旋律”代表作的电视连续剧《亮剑》中,窥到端倪。
   
  公正地说,在《色戒》一类群魔都能乱舞于共产党执政的当下影视界,《亮剑》以其跌宕起伏引人入胜的故事情节,讴歌抗战先辈,张扬男子汉阳刚血性,确有其独到之处。
   
  然而,《亮剑》热播后,却让我在网上就遇到过这样令人啼笑皆非的事情:有人拿《亮剑》里虚构的国民党将领楚云飞,来否定我对国民党军队内部阶级压迫史实的揭露。
   
  《亮剑》展示的艺术形象,何以误导当代受众的历史观?
   
  我们不妨做两个假设:
   
  如果电视编导将《亮剑》中的共产党将领李云龙与国民党将领楚云飞对调,互换指挥对方的部队,在剧中,编导解读历史的逻辑依旧周延,人际关系表达的情理依然通达。
   
  但是,如果让现实中粟裕和杜聿明在淮海战场上互换部队指挥,肯定行不通!不说别的,单就“即俘即补即教即战”这一项工作,粟裕若指挥国民党军队,他能吗?杜聿明若指挥共产党的军队,他信吗?懂吗?会吗?行吗?
   
  毛泽东主席在公布“十大军事原则”时指出:“美国军事人员曾向蒋介石建议这样那样的消灭人民解放军的战略战术;并替蒋介石训练军队,接济军事装备。但是所有这些努力,都不能挽救蒋介石匪帮的失败。这是因为我们的战略战术是建立在人民战争这个基础上的,任何反人民的军队都不能利用我们的战略战术。在人民战争的基础上,在军队和人民团结一致、指挥员和战斗员团结一致以及瓦解敌军等项原则的基础上,人民解放军建立了自己的强有力的革命的政治工作,这是我们战胜敌人的重大因素。”
   
  在《色戒》一类作品曾得以泛滥的年头,将《亮剑》划归“主旋律”大范围,有其一定的现实主义合理性,但如果让其成为“主旋律”的“代表”,那就有必要从严审视其“代表”资格了,因为,《亮剑》表达了当下知识界对国共两军的流行解读方式:将人民军队作“精英化”或“江湖化”解读,将国民党将领作西式的“人性论”解读。
   
  随之,反映国民党军队区别于人民军队本质特征的两大基本事实,被悄然忽视、回避或掩盖了:
   
  其一,是“喝兵血”。据费正清主编的《剑桥中华民国史》记载:
  
  1944年10月,魏德迈将军最初担任蒋的参谋长职务时,他了解到士兵因太虚弱而不能行军,并且不可能有效地打仗,原因多半在于他们是半饥饿的。因为长官们习以为常地为自己“克扣”很大一部分。
  
  据美军军事观察组军官罗曼努斯和森德兰著书记载,1945年在西南作战时,美国观察家发现第十三军甚至不能步行一小段距离,“一大批掉队,而有许多人因极端饥饿而濒于死亡”。美军包瑞德上校则报道说,看到国民党士兵们“行军不到一英里,就摇摇晃晃倒下来死了”。《大公报》的一位记者说:“军队开过以后,在路旁能发现死亡的士兵,一个接着一个。”

  第十八军第十八师被视为一支较好的部队,1942年还驻在后方未参加战斗,却由于死亡或开小差,它的1.1万人中有6千人失踪了。高思大使评论道:类似的减员率在所有军区普遍存在。即使训练、给养和装备最好的胡宗南精锐部队,据说1943年需要补充的比率为一个1万人的师每月600人。
   
  其二,是肆意虐待、残杀士兵。美国著名记者、普利策新闻奖金获得者白修德1939年赴重庆报道中国抗战新闻,任美国《时代》杂志通讯员、远东首席记者,他在《中国的惊雷》一书中记载:
   
  中国军官们对待士兵好象对待畜牲。在官长的奇癖怪想之下,士兵可以被拷打,被杀掉,责罚的方法中包括割掉耳朵和鞭笞。训练班里的美军人员抱着嫌恶之感,常可看到士兵被罚以赤裸的膝盖,跪在石子很多的操场上,两手反绑着,晒在炙人的太阳下,直至昏倒为止。士兵不仅是军官的私人仆役,也是军官太太和家属的私人仆役。……对于中国若干高级军官,最客气的说法,也得说他们是不够格的。他们除了偷窃部下的食物和钱款,漠视他们的疾病,残酷地殴打违背纪律的人以外,自己也是很坏的领导者。
   
  ……整个中国都沸腾于征兵拉丁的浪潮中,而征兵之残暴野蛮,冷酷无情,以及贪污舞弊,就算在中国最黑暗的史迹上这也是恶劣透顶的。……当欧洲贝尔逊和布钦华尔德集中营的惨绝人寰的故事传来的时候,那时正是中国这种征兵的高潮。在成都参加壮丁营工作的医生对于德国的这种恐怖手段却并不觉得惊讶,他们说,一切关于纳粹集中营的描写,简直就和他们所工作的壮丁营一式一样。靠近成都的一个壮丁营要接受四万个壮丁来受训入伍,但是在来营途中有许多人就已死了,能够活着拖到训练终了的,结果只有八千人。
   
  五、抹杀草根的历史作用谁之过
   
  当年,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在其回忆录《在华五十年》曾愤慨谴责:“整个国民党的军事系统终于暴露了它亏待士兵的可怕后果。……抗日战争期间,军官们的贪污行为就已经十分猖獗。国家资源日益枯竭,前途已经无望时,这一现象依然如故。”
   
  对于司徒雷登这一整体评价,当年国民党政府军令部长徐永昌曾有日记印证:“人人言,我国兵好官不好。”
   
  也正是大量耳闻目睹了“老百姓被当兵的欺负,当兵的又被当官的欺负”,从德国留学回国后曾在胡宗南部任基层指挥官的蒋介石之子蒋纬国,才深刻感悟到国民党军队抗战一再丧师失地的内在原因:“我看清楚了中国的军队是怎么样的一批人组成的,要带着这么一批人去打仗,还要面对如此精锐的日军,还要打胜仗,实在是不容易。”蒋纬国甚至断言:国民党军队“冤死的人不计其数”。
   
  如今,讴歌“国军”将领的文学艺术作品层出不穷,显然,这是对片面歌颂“共军”将领的必然逆反。对此,我不反对,因为我也在宣传为赴国难赴汤蹈火流血牺牲的“国军”将士,但前提有两个,第一,不能由此掩盖国民党军队内部基于军权私属的阶级压迫和贪污腐败,因为这是旧中国被列强分裂侵略、旧军队丧师失地兵败如潮、旧军人难免倾轧饮恨疆场最根本的内在原因;第二,那些备受长官盘剥、欺压却又含垢忍辱并以冻馁之身为抗击日寇侵略流血牺牲的广大国民党士兵群众,才是最值得秉笔直书颂扬、纪念的英雄。
   
  否定这两大前提,就是在政治上美化国民党军队。
   
  美化国民党军队的政治后果,将是对新中国立国道义根基的颠覆!
   
   谁说没有事实?
   
  纪念抗战胜利60周年期间,国民党四川金堂县兵役科长(解放初期被镇压)之子流沙河先生就曾借执政党主流媒体公然宣称:“拉壮丁有没有呢?……也有,但是我告诉你,不到万分之一。”《抓壮丁》“这个戏绝对不真实”,是“诽谤旧社会”!
   
   如此,我们不禁要问:何以使然?
   
  2009年 5月下旬,我在北京“乌有之乡”网站和社科院当代中国研究所“国史讲座厅”,分别作了《一段似“左”非“左”历史的辨正——“国军”改造史研究感悟》专题讲座,其中分析道:
   
  当下的中国革命历史题材的“主旋律”作品有一个非常普遍的问题,就是一窝蜂地聚焦于“君王将相才子佳人”,而无视草根大众。其后果,显而易见:
   
  你为共产党的领袖和将领歌功颂德,我为什么就不能肯定国民党领袖及将领抗战中的功绩和贡献?
   
  而一旦允许大张旗鼓地宣传国民党在抗战中的“历史功绩”,必然有人要顺理成章地鼓吹国民党“领导抗战”的“正统”地位,进而撼动中国共产党在抗战结束后夺取政权的“合法性”,并设下一个逻辑陷阱:国民党官员腐败了,就该推翻其政权,是不是共产党官员腐败了,也该推翻其政权?
   
  事实上,国民党垮台最的根本原因,不是什么腐败问题,而是残酷的阶级压迫!
   
  要认识国民党垮台“最根本的原因”,只能聚焦于亿万劳苦大众。这其中的道理,在广大国民党士兵群众身上,体现最充分!
   
  巩固新中国立国的道义根基,有着重大的现实意义。
   
  因为,历代附庸权贵或沉溺自我的“知识精英”评说历史都有一个通病,就是喜欢聚焦贵人、文人的恩怨情仇功过得失,这在客观上,势必会以其高踞舆论金字塔上端的话语势能,压缩甚至封杀底层草根大众的话语空间,进而为精英阶层剥夺草根大众权益,营造“程序公正”的舆论环境。
   
  在当代中国,一方面,被新自由主义者奉若神明的资本的本性依然是攫取剩余价值,不良资本所有人和资本不良所有人常常通过依仗权贵榨取草根小民的泪血,来实现其资本的积累与增值;另一方面,毛泽东的旗帜过去曾经今后也能够聚集亿万底层民众争取自身权利的斗争,而不同阶层的利益之争一旦白热化、规模化,毛泽东生前担忧的“血雨醒风”,不是不可能发生的。
   
   顺便说一句,如今,精英主义史学观对“红家子弟圈”的侵蚀、离间,已经达到了令亲人痛心疾首、让西方敌对势力暗自哂笑的地步。对此,我的朋友周军 在一部待出版的史学著作中厉言呼唤:
   
  毛泽东的名字是代表中国革命历史的一个巨大政治符号,从某种意义而言,否定了毛泽东也就否定了上个世纪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覆巢之下岂有完卵,毛泽东都十恶不赦了,当年他麾下那些百战名将不也就沦为了助纣为虐的打手了么——这跟当年那些对手们还有什么区别?有些红色后代热衷于为自己的父辈们评功摆好,斤斤计较父辈个人的“名份”及恩怨得失,却对为自己父辈们开创了表演舞台又带领自己父辈们蹚过了铁马冰河的最高统帅极尽诋毁之能事,实在是让人匪夷所思且心寒齿冷!如果人们的选择性失忆症都能达到了这般程度,那么他们自己父辈们的英名也就极有可能在不远的将来,被附上“共匪暴徒”之标签,沦入万劫不复的阿鼻地狱而不得超生。
   
  试想,真要是“还乡团”杀将回来,屠戮“共匪”还需要先认认是哪个“山头”么?
   
  扔掉了毛泽东的旗帜,也就丢失了你们的父辈和你们自己!
   
  五、时代呼唤民本主义史学
   
  公正地说,当下英雄史观在影视界的泛滥,从根本上讲,主要责任不在“《亮剑》编导”们身上,思想界唯物史观理论指导的缺乏,文艺批评界草根立场的缺位,有关主管部门民本主义选题的缺失,都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比较那些轻蔑草根迷恋精英沉溺自我的书斋秀才,我想起了1948年10月参加长春起义的原国民党军少校营长杨协中。起义之初,他看毛主席像曾越看越不顺眼,尤其看毛主席的帽檐不顺眼。经过脱胎换骨刻骨铭心的思想改造,杨协中于1953年5月28日在抗美援朝战场上加入中国共产党。晚年,在担任云南省黄埔同学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期间,当听到曾在昆明某中学任历史教师的某“黄埔同学”宣称“中国最好的时期是抗日初期”时,他当即理直气壮地批驳:“好坏要看全国人民,而不是看少数人,抗日初期你是地主家庭,当然生活好,贫雇农在过困难日子,你不了解,你立场还没有转到广大群众立场!……建议你加强学习,改造思想,要与人民大众在一起。” 
   
  杨协中老人坚定的政治立场,源于对新旧社会、新旧军队活生生的比较。
   
  迷失于历史迷宫的人缺少的,就是这种对历史原生态的感知或理性比较。
   
  “《亮剑》编导”们的本意,也是想讴歌亿万劳苦大众翻身解放的伟大革命,其失误,客观上在于当代纪实文学很少为他们提供士兵阶层大量鲜活生动的历史素材,尤其缺少反映国民党军队本质特征的官兵关系素材,以及反映共产党军队本质特征的战时基层政治工作素材。
   
   为了让“《亮剑》编导”们走出解读中国革命历史的认识误区,有关部门在纪实文学的选题上,需要重视尽快填补我军战时基层政治工作这一空白。这里的内容太丰富了,有“打开连队工作之门的三把钥匙”——团结互助运动、立功运动和诉苦运动;有尊干爱兵运动,拥政爱民运动,“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大生产运动,“官教兵、兵教兵、兵教官”的群众性练兵运动,瓦解敌军工作,“即俘即补即教即战”工作,改造起义部队工作;还有“支部建在连上”,“党管干部”及民主生活会制度,“三大民主”,政治工作“三大原则”,等等。
   
  所有这些,都是敌视人民的“国军”不可想象的,更是背叛人民的“公仆”不愿面对的。
   
  据说,新中国之初,党中央曾规定,宣传英雄人物原则上限定在连以下指战员。如今看来,这不是什么“谦虚”问题,更不仅仅是理论水平问题。超凡脱俗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高瞻远瞩深谋远虑,我们望其项背60年后,才能猛然回过神来!
   
  可以预见,当反映我党我军战时基层政治工作传统的民本主义艺术形象大量回归“主旋律”舞台,并形成强大舆论氛围时,对新时期党的建设,对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将产生有力的推动作用。

                       二○一一年四月二十六日于成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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