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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爱 无 疆
作者:王大伟  文章来源:本站原创  点击数  更新时间:2014-2-28 13:07:46  文章录入:00051bzd684  责任编辑:00051bzd684

  2014年1月18日,观看完北京十一同学会主办的“园丁·妈妈——纪念红军女战士红色教育家林月琴校长诞辰100周年”专场文艺演出,与儿时的老同学一一告别后,步出总参信息化部礼堂。我没有注意到已经入夜的街市的灯火通明、繁华喧闹,全部身心还深深地沉浸在刚刚落下帷幕的那场令人激动不已的演出中。舞台上气势恢宏的表演和背景大屏幕上熟悉亲切的画面,一帧帧在眼前浮现;铿锵有力的词语和催人泪下的音乐,一遍遍在耳边回荡。随着思绪起伏,我心潮澎湃,多年前父母对我讲到过的、自己亲身经历过的一幕幕往事,潮水般涌入脑海......
 

  1943年我出生不久就随父母从安徽转到山东。当时山东军区司令兼政委罗荣桓(我懂事后一直叫他罗伯伯)因常年积劳成疾患有严重的肾病,新四军陈毅军长和赖传珠参谋长曾派来中国参加抗日战争的奥地利著名泌尿科大夫罗生特给罗伯伯做过两次检查,因没有X光机等设备,无法进一步确诊。为了罗伯伯的身体,陈毅决定罗生特大夫到山东随时陪伴做保守治疗,我父亲王雨田(时名黄农)大学学医时学过德语,从新四军7师卫生部长任上随同调往山东任卫生部医务主任。不久山东军区任命我父亲为卫生部长兼卫生学校校长,罗生特为卫生部医药顾问。
 

  母亲说我小时候发育得早,生活在农村环境,9个月就会学鸡、狗、猫、羊、牛的叫声。咿呀学语之初,在罗大夫那里学会说Good Morgen(德文早上好),10个月就开始学走路。组织上照顾母亲要照看我,安排她在卫生学校工作,离卫生部有3里多路,父亲工作两边跑。母亲曾说过,她每周要去卫生部办理工作上的事,必须带着我。我1岁半了,她抱不动,就想了一个办法,一出门,捡起一块儿小石头往前扔,我会很有兴趣地一路小跑着去追。捡到了,高兴地拿给母亲,她再扔,就这样,我们很快到了目的地。
 

  由于我幼时聪明伶俐,活泼可爱,深受罗伯伯和林月琴妈妈的喜爱,成了他们的小开心果。在医疗条件极为恶劣的情况下,父亲征得罗伯伯同意,一有空闲时间,就让我和其他几个孩子和罗伯伯一起玩。罗伯伯见到天真活泼的孩子,总是兴高采烈,张罗拿糖果、饼干分给我们吃。那时没有冰箱,水果都是放在篮子里,吊在水井下,我们一去,罗伯伯就会招呼警卫员从篮子里拿水果。罗伯伯风趣地说:“这对我说是一种精神治疗。”
   

1943年在山东莒南县。(右一罗生特大夫,右二林月琴,中爸、妈和我,左三谷广善(时任山东军区卫生部政委),左二谷广善夫人)
   
   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罗伯伯因身体状况恶化,原准备回延安治病休养,后接到中央电报,要他“率轻便指挥机关,日内去东北。”当天他便率部从临沂出发,几天跋涉到达山东龙口码头。罗伯伯带山东军区参谋处长李作鹏、保卫部长苏静、供应处长何敬之和我父亲(时任卫生部长)、罗生特大夫、少量警卫人员以及上述人员的家属孩子登上一艘小汽船渡海北上。孩子中有罗伯伯的儿子东进、女儿南下、肖华(时任辽东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中共辽东省委书记)的女儿和我。汽船在海上颠簸了3天后到辽宁的貔子窝,再到沈阳、安东。


1946年,东进、南下和我在通化。


   1946年,父亲陪罗伯伯到大连休养了一段时间,后罗伯伯又到朝鲜平壤苏军总医院检查身体,父亲留在大连但任南满军区卫生部第二部长(第一部长是老红军丁世方),还担任关东公署卫生厅副厅长兼大连卫生局长。1947年我弟弟王民伟在大连出生。当年5月下旬,罗伯伯赴苏联做手术后返回哈尔滨。父亲接到命令,立即启程带全家绕道平壤北上。我还记得,那一次我们乘坐卡车,从朝鲜进入国境时正值夜间,我已昏昏入睡,边境哨卡查验证件,朦胧中只听到窗外叽里咕噜的说话声。就这样日夜兼程,一路奔波赶到了哈尔滨。父亲担任了东北民主联军卫生部医政处处长,母亲在医院当大夫,我被送进了林月琴妈妈任校长的东北民主联军子弟学校附属的幼儿班。

 那时候父母们忙于打仗,无暇照顾子女,部队实行供给制,仅有一点津贴费也无力送孩子去读书。为解决前方干部后顾之忧,林月琴妈妈毅然承担起筹建寄宿制学校的重任,她克服种种困难,努力创造条件,使干部子弟学校和幼儿班的孩子们得到了生活上无微不至的关心和良好的教育。从懂事起我一直尊敬地称她林校长。
  

东北全境解放后,第四野战军大举入关,爸爸担任了肖华(时任四野特种兵纵队司令员)率领的四野特种兵纵队的卫生部长,后任后勤部副部长,一路南下解放平津,武汉。干部子弟小学也随军南下,在汉口建立了中南军区干部子弟小学,我又再次入学。庆祝解放武汉三镇的典礼很隆重,广场上搭了高高的台子。学校安排肖向荣(时任中南军区政治部第一副主任)、余慎(肖向荣夫人,曾任东北民主联军子弟学校副校长,时任中南军区子弟学校校长)校长的女儿肖菲亚和我给在主席台上的林彪和王树声(时任中南军区副司令员)献花。我清楚记得,登上主席台后我一下子懵了,台上站着那么多首长,我不知道该把手中的鲜花献给谁。亏了肖菲亚认识他们,在一旁给我指点,才没出纰漏。

 1950年,父亲奉调外交部,担任我国驻东德使馆党务参赞(注1),当时规定不到入学年龄的子女可以随任,所以弟弟王民伟跟父亲、母亲去了东德,把我寄放在上海的舅妈家中,进华东第一保育院上学,为此母亲特意带我到已迁到庐山的中南干部子弟学校办了转学手续。
  

1953年弟弟到了入学年龄,母亲带他回国到上海,也交由舅妈照顾,随即便匆匆返回北京。母亲走后没两天,晚上坐在饭桌前,我伤感地自言自语:“妈妈又走了,不知还有多长时间才能再见上?”突然门推开,母亲回来了!我们喜出望外,赶紧扑上去。母亲告诉我们,她回北京时见到林校长,知道在北京郊区建了一所干部子弟小学,叫“新北京十一小学”,林校长非常体会到驻外人员子女无人管教的苦处,问询我们的情况后,主动让母亲把我们转到北京“十一小学”念书。
 

就这样,我们转入“新北京十一小学”,我插班进当时学校最高的4年级,弟弟民伟在1年级。学校地处海淀区永定路,那一带新建了很多部队总部大院,被称作新北京。从城里到那儿只有一路公共汽车,非常遥远。母亲带我们去的第一天,林校长在学校笑容满面地欢迎我们。她的两个小女儿巧巧(罗北捷)和拉拉(罗宁)还不到上学年龄,每周换一个带到学校来随她上班。

 

 

 

1955年在北京十一小学与弟弟的合影

   林校长带我们参观了学校,看了学校的礼堂、教室、 操场、饭厅、宿舍、卫生所,那时学校分成男生部和女生部,冬天怕孩子冷,建了长长的走廊。操场有田径场、足球场、运动器械,室内有乒乓球台,冬天还有滑冰场。她还带我们去看了计划中的小小动物园,说已经同北京动物园谈好要一些小动物供孩子们喂养,增长知识。一切都规划得细致周到、井井有条,既是一个可以安静学习的校园,又是一个大花园。学校的师资是从部队精挑细选的复转军人,政治上可靠,教学能力强。还有一批保育员,她们照顾孩子们的日常生活。老师和阿姨们都对革命后代们有深厚的阶级感情。

    母亲把我们寄托给当时任海军卫生部长的丁世方伯伯,他的夫人肖津阿姨成为我们的监护人,周末和寒暑假常住在他们家。

丁世芳伯伯(右一)、肖津阿姨以及他们的女儿肖肖(前右)、东东(前左)和我(后中)、弟弟民伟


  那时,每逢周六下午,我和民伟就在学校大门内外徘徊,有认识我们的阿姨来接自己的孩子回家,经常会顺便接我们到她家度周末。我记得肖华的夫人王新兰阿姨就就接过我们几次。林校长也多次关照,周末把我们接到她的家中,那时罗伯伯一家住在城里的南池子。
   罗伯伯的秘书周学增有个弟弟周翔也在十一小学读书。周日下午返校时,周叔叔怕我们回校后赶不上晚饭,就自己做饭让我们吃了再回去,他很会做馅饼,在我的记忆中,那是我吃过的味道最好的馅饼。

  从上海转学到北京,离开了多年呵护关心我的舅妈、表哥、表姐,感到孤独和无助,很不适应,情绪波动很大,上课时躲在厕所里,闹起来会在地上打滚,经常哭着喊着要回上海,同学们给我起了个外号——“小少爷”。对于我这样一个“问题儿童”,林校长非常耐心,经常苦口婆心地教育和劝导我。当时她还要照顾身体不好的罗伯伯和两个年幼的女孩,经常要回城里的家,为此将我托付给住在学校的十一小学教导主任宋介。宋主任(不久即担任了学校副校长)与我父母不认识,知道我们的父母在国外工作,给予我们母爱般的关怀。我清楚地记得,有一次同学们静坐在饭堂桌旁等着下开饭令,传达室的李大伯突然闯进来大声喊道:“王大伟,宋校长叫你到她家吃饭!”所有同学们的眼光刷地一下扫向了我,我很尴尬。我低着头跟着李大伯走出饭堂门,觉得很不好意思,李大伯却若无其事地对我说:“宋校长包了饺子,叫你去她家吃饭。”

  日子一长,我的情绪慢慢稳定了,和同学们融为了一体。
    
        抗美援朝战争中,志愿军缴获了不少美军的降落伞。降落伞布结实耐用,总政给了十一小学一部分,学校决定给每个女孩做一件连衣裙,(那时都用俄文的叫法——布拉吉),每个男孩做一件衬衣。但给我和弟弟各做了两件。我去问过宋校长后才知道,学校规定烈士子女和父母在国外的孩子每人多做一件。

    有一年学校通知我去参加国庆节上天安门给毛主席献花的评选,10来个不认识的男女孩子聚在一起,让我们随便玩,几个阿姨、叔叔在一旁观察,可惜那次我没有被选上,但我弟弟王民伟后来被选上给毛主席献花。他代表了全中国的孩子,也代表了十一学校。

弟弟王民伟与一位女同学向毛主席献花

 

战争年代一切都变化得那么快、那么突然,很难在一个地方待上较长的时间。解放后稳定下来,在十一小学的那些年里,我接受了严格而又系统的教育,为今后的学业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更重要的是林校长、宋校长和老师们关心他人的大爱精神潜移默化、根深蒂固地植入我们幼小的心灵,使我们在今后的生涯中传承下来,成为终身享有的财富。

  1955年我准备考初中,向往的第一志愿是能考进当时的师大二附中(1957年改名为一0一中)。宋校长工作之余常把我叫到她家中,帮助我备考。书桌上放着一大摞为我准备的油印复习材料,在我埋头做练习时,宋校长不时会过来看看。她的女儿杨未名跟我同年级,学习成绩很好。一次宋校长拿着未名做的功课给我看:“你看未名用‘盘旋’这个词造的句子多好。”在她的激励督促下,我顺利地考进了师大二附中。

 


参加祝贺宋校长90寿辰活动(左起:林月琴、宋介校长、韩作黎)

  到中学后,在校园里碰到学校的团委书记胡老师,他说:“你就是王大伟?考得不错嘛,考了第40名。”。
  
       
后来罗伯伯搬到东交民巷,8号院旁边建了4栋二层楼,住着4位政府和军队的领导人,被称作新8号。原来的老8号院子很大,是解放前西方国家的驻华使馆,北边是一座高大的主楼,两侧有5、6栋小洋楼,中间是个大花园,还有喷水池。主楼一度曾做为国家的迎宾馆,接待过伏罗希洛夫、尼赫鲁等来访的外国领导人。新老8号是相通的,中间只隔一道门。刚搬去的时候,周学增叔叔带我们去老8号玩,参观了国宾楼,还在院里和喷水池边照相。

     冬天,老8号院里还浇了一个小冰场,我们经常会去滑冰。

  1959年罗伯伯被授予元帅军衔。授衔仪式前我们几个孩子跑到二楼罗伯伯的卧室,看到床上放满了各式各样的盒子,有便服,礼服,还有金光灿灿的肩章,配有金色丝带的威严的帽子,一个个激动地雀跃欢呼。

  逢年过节,周叔叔总会给我们打电话说:“林妈妈叫你们来玩儿。”

  我们跟着林妈妈去过在人民大会堂和北海公园等地的庆祝游乐活动。最让我激动的是第26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在北京举办,我们一大堆孩子和陈光(注2)的爱人史阿姨挤在一辆车里,紧随贺龙元帅的车,进入新建成的北京体育馆,现场目睹了乒乓健儿勇夺世界冠军。他们为国增光,向世人宣告了“东亚病夫”的称号已一去不复返。

  三年困难时期,党和国家领导人带头不吃肉,身体不好的罗伯伯的饭桌上也没有了肉。有一天,林校长招呼我们去她家吃了一顿黄羊肉。林校长告诉我们是部队的射击运动员到内蒙打的黄羊,给罗伯伯家送了一些。她特意要我们一起分享。

  罗伯伯去世时,我父母还在国外任上,父母特意嘱咐弟弟民伟代表全家送去了花圈。父母亲调回国后,带我们到八宝山革命公墓祭謁罗伯伯。从一室出来后,父亲眼里噙着泪水对我们说:“罗政委是组织能力非常强的领导,他特别能团结人,善于使用干部,重用知识分子出身的干部。”

  罗伯伯以他宽阔的胸怀、非凡的组织能力培养了一大批献身祖国的解放事业和建设事业的革命干部,同样林校长也以对事业和人的大爱精神滋养了我们这些后来人。我从不到1岁就沐浴在罗伯伯、林妈妈的关爱与关怀之下,如今70出头,已经退出一线工作岗位,他们这种崇高的道德风范一直是我的楷模,也成为我一生追求的至高无上的精神境界。

写于 2014年2月10日

        注释:

  1、参赞,驻外使馆中职位低于大使的外交官,分为公使衔参赞、政务参赞、商务参赞、经济参赞、文化参赞、教育参赞等。解放初期,在我国驻共产党执政的社会主义国家使馆中设有相当于政务参赞、负责党政事务的党务参赞。

  2、陈光(1905.2.24.~1954.6.7.),原名陈世椿,湖南宜章县栗源堡人,是1926年参加革命的老前辈。1928年,参加湘南起义。曾任中国工农红军红一军团四军十师参谋长、中国工农红军红四军十二师师长、红一军团二师长、红一军团副军团长、代军团长、八路军一一五师343旅旅长、一一五师代师长、山东军区司令员。抗战胜利后,历任东满军区副司令员、吉辽军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第六纵队司令员、松江军区司令员兼哈尔滨卫戍司令员、第四野战军副参谋长、广东军区副司令员兼广州警备区司令员。1950年遭软禁,后被开除党籍并长期非法关押。1954年6月7日于武汉辞世。1988年4月,中共中央为陈光将军正式恢复党籍、名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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